当然，1954年宪法的规定，只能说是审判独立，与司法独立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

[10] 因为虽然现行宪法规定了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都不得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特权。[6]郭道晖教授并明确指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和维护宪法（护宪）、发展宪法（修宪）的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

参加人民政协的组织、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繁荣富强和祖国统一而努力。确立和发展民本位、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的习俗和观念。持这些观点的人士因其忽视或无视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以及人权保障事业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和成绩，过分夸大和焦心于目前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危险性及其给中国宪政建设造成的困难和阻力，因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缺乏甚至丧失信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事业等持一种怀疑和悲观的态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就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2] 许崇德：《学而言宪》，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9] 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集中体现了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政体，而且也体现着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体。监督权的行使也受限于个案是否可以监督、行政主导是否尊重的争论而大打折扣。

又比如，人大组成特别问题调查委员会的职权如何启动?启动后如何与其他监督职权衔接?也并无明晰程序规定。总而言之，就是将尊重司法的基本规律，提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曾经对运用行政资源完成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驾轻就熟，并取得许多宝贵的成功经验，但在建国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直没能准确认知法律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应有定位和作用。在一个全新的国家性质之下，国家的治理形式、治理技术是否必须完全推倒重来，这是在经过了长期摸索并付出巨大代价后才逐步认识清楚的。

【4】蒋惠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十个前提条件，《中国法律》，2013年第3期。由于人大的人事任免权与党委干部管理权时有抵牾，而执政党的干部任免通常是链条式的统筹安排，一旦其中一人不通过，则会妨碍到干部全局性安排，因此可考虑按照政府首长负责制、司法独立行使职权制的原则和精神，减少人大决定任免人事的范围。

运动式执法直至今天还被反复袭用，其根源也与此种路径依赖大有关系。作为民主制度产物的宪法能够借由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与监督制度、公民言论自由制度、真实的选举制度，来保证权力源于民、属于民、依于民、归于民，从而展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宪法，规定的预算决算制度、审计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如能严格恪守，则可以打造一个廉能政府，防止政府权力无限地扩张;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制度构成政府权力的边界和政府施政的目的，而司法机关严格依照宪法、法律行使职权，则能有效防范公权侵犯公民利益，形塑公平、正义的保护者的高大形象。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全文不长，1000多字，但里面的几个核心观点颇值得关注。至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法律界都在为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争论不休，法制所蕴含的制度文明要素在这种争论下被深度遮蔽，由此而决定了新中国法制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革命话语笼罩法治话语，最高领导人和主管政法的主要负责人的法理念和法思想，对法制发展的方向和品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中领导人的见识和阅历又成为决定民主、法制的发展态样的关键条件。

大规模的群众动员、阶段式的战役总体行动、自上而下的严格服从、因情而变的政策驱动、政治动员下的对超常精神意志的重视等，都是极富成效的革命胜利法宝，以致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乃至整个国家体制很难摆脱对上述经验模式的尊崇和仿效。如何避免因观念的歧见造成行动的冲突，如何防止因利益的纷争引发彼此的对抗，如何消弭各人自以为是而带来的社会混沌无序，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道德、法律无疑都是重要调节手段。其次，要正确对待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问题。片面强调转业军人、党政干部政治素质过硬而罔顾其专业能力不足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且会透支社会对法院专业品质的信赖成本。

①2012年，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政干部在人大组成人员的比例高居不下。

注释:【1】胡锦涛：《在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尽管关于幸福的理解有着强烈的主观向度，但人格有尊严、权利有保障、发展有机会、未来有预期，却是构成最大公约数的幸福衡量标准。

比如疑罪从无，难罪从轻以及法官自由裁量就是形式法治所体现的司法规律，不可以用任何理由加以拒斥和否弃。依宪治国是新中国民主、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改革、开放的现实必然。将人大作为党政干部退休的软着陆所在地，造成这些干部怠于探索人大发挥权威的机制和形式，而习惯于将既往的行政手段、行政思维直接照搬到人大工作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陷入无法无天状态，直到1979年，中共中央才重新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无论是从人权与宪法的发展史来看，还是从宪法存在的正当性来看，宪法都源自人权并集中表现着人权，人权在宪政理念和宪法规范中处于统摄地位。而这一时期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等，与以往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带给人们的仍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要求，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模式的关键。1954年宪法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基本框架，开启了新民主主义宪政向社会主义宪政转换的征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宪政的真正开始。

在这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风云变幻之际，宪政，这一西方的近代文明之物，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由此拉开了宪政中国化的序幕。随着满清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渐加深、军事外交的接连失败，以及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与解体，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时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宪政中国化重要的制度实践。7李步云：中国宪政之路，蔡定剑、王占阳主编：《走向宪政》，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①尽管宪政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宪政的具体模式和实现机制可以千差万别，但宪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却是一以贯之的。追溯中国宪政史，往往要寻至清末立宪，但宪政思想的启蒙与渗透却比这要早。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主要著作：《立法程序论》、《和谐社会的宪政之维》、《公民法律素质研究》等。

天坛宪草、袁记约法、贿选宪法等宪法性文件，不过是军阀武夫们假宪法之名行帝制复辟、军阀割据、专制独裁之实的一块遮羞布，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也在这一场场闹剧中被消解得一干二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同样不是某种模式的翻版或临摹，而是以中国社会作为立足点和归宿进行理性建构和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⑦对宪政问题的考量，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宪政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价值认同是走向宪政的第一步，其次才是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建构。

甚至原来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守旧派，最后也不得不捧起维新派的衣钵、祭起新政的大旗，以为自己行将覆灭的命运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然而，不管宪政的具体形态有多大的差异，作为一套观念体系、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宪政凝聚着民主、法治、人权的精神内核，蕴含着宽容、妥协、合作、理性、多元的文化基因，浓缩着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宪法至上、法治主义等政治理念，体现着人们对公民与国家、权利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和结构定位。

宪政这样一种根植于西方传统的异质文明，当它跋山涉水来到古老的中华帝国时遭受到了严重的挫败。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真正使人民能够依照法律规定有效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战略高度确立了我国宪政建设的行动纲领和宏伟目标。无论从其发展历程看，还是从其存在形式和运作实践看，宪政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并始终根据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的确，只有在普遍性与特殊性、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客观比较鉴别、认真衡量取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才能不断完善与超越，我们也才能真正具备文化上的创新和输出能力，从而极大增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并为人类的宪政文明宝库增添靓丽的中国色彩。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于1911年11月3日仓促颁布了以英国君主立宪制为蓝本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宣布立即实行。

在改良派倡言变法的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深刻认识到不革命决不能立宪，因而寄希望于通过革命手段，彻底打破不合理的旧秩序。完善各项基层民主制度，拓宽民主的范围和途径，丰富民主的内容和形式，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

近代中国的宪政寻梦历程只是绵绵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因政治进程的变向，宪政走上坎坷曲折之路：宪法实施遭到严重破坏，宪法规定被束之高阁，人大制度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民主和法制原则受到严重践踏，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无从谈起，人治思潮大肆泛滥，新的大一统体制取代了旧的大一统，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愈演愈烈，法律工具主义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试错代价，真正的宪政建设刚刚起步便受到了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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